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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战生
▲裴度 （资料图）
阅读河东历史文化，有一个人和一通碑，绝不可错过。这人，就是唐代名相裴度；这碑，就是镌刻着裴度的丰功伟绩，被誉为“三绝”的“平淮西碑”。
碑因人而立，人与碑俱名。这是一道厚重而又亮丽的人文景观，不要说在河东，即使放眼神州，恐怕也罕有其匹。
Ⅰ
裴度，字中立，河东闻喜人。他二十五岁上崭露头角考中进士，历仕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，被誉为“四朝元老”。虽然资历颇深，但其宦途却并不平坦，曾三次为相，却五次被排挤出朝堂。个中原因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一语破的：“执生不回，忠于事业，时政或有所阙，靡不极言之。”第三次丢了相位后，裴度先后到太原、襄阳、洛阳等地，做了地方官。
尽管遭贬落寞，但他仍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，他的“威望德业”一直为世所重。时人评骘将相，“皆推度为首”。后世的许多著名人物，如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李贽等，无不对其推崇备至，称他“以身系国家轻重，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”。
安史之乱后，大唐天下仍不太平。最大的隐患，还是藩镇拥兵自重，朝廷难以驾驭，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叛乱。其中最为张扬跋扈的，是经营淮西多年，已羽翼丰满的节度使吴元济。唐元和九年（814年）八月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离世，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，自袭其职。为了扩大势力与朝廷抗衡，吴元济“发兵四出，屠舞阳，焚楚叶，掠鲁山、襄阳”，“及于东畿”，“关东震骇”。
面对朝中主战与主和两派的纷争，唐宪宗派主战中坚裴度赶赴前线，“诣行营宣慰，察用兵形势”。裴度归来后，奏称淮西“军中上下携离”，“残弊困剧之余，而当天下之全力，其破败可立待”。掌握了这些信息后，宪宗坚定了对淮西用兵的决心。
Ⅱ
正当朝廷调兵遣将准备出征之际，各地藩镇割据势力亦闻警而动、趁火打劫、制造恐怖，企图搅乱朝廷的讨伐部署。恒州的王承宗和郓州的李师道暗中勾结，派刺客潜入京城，在清安坊刺杀了宰相武元衡。接着，凶手又潜伏于通化坊，截杀裴度。裴度被连刺三剑，颈部受伤，血染朝服，坠马沟中，幸亏仆从王义舍身相救，才死里逃生。
卑鄙的暗杀血腥恐怖，朝野震动。主和派借机以“人情恐惧”为由，要求罢征淮西之兵，甚至提出“罢（裴）度官，以安恒、郓之心。”裴度虽逢凶险，仍不惧生死，向宪宗力陈：“淮西腹心之疾，不得不除。且朝廷业已讨之，两河藩镇跋扈者，将视此为高下，不可中止。”宪宗依奏，擢他为宰相，“悉以用兵事付度”。
裴度执政后不改初衷，坚持以“平贼为己任”。人们看到了希望，认为由裴度主政，“必能殄寇。自是诛贼之计，日闻献替，军用益急”。
讨伐吴元济的战争打了四年，双方互有胜败，难见分晓。讨伐大军因宦官掣肘，将帅离心，不肯用命；再加上路途遥远，粮草供给困难，前方军心浮动，一片混乱。
裴度见战事不利忧心如焚，自请去前线督战，并立下军令状：“臣誓不与此贼俱生”，“若贼灭，则朝天有期；贼在，则归阙无日”。宪宗允其请，命他以宰相衔，兼彰义军节度使、淮西宣谕处置使，驰赴前线，实际上就是前线作战总指挥。
Ⅲ
一到前线，裴度便取消了宦官监军，使“兵柄专制于将”。须知，宦官监军是皇帝控制军队的一种特殊手段，这些宦官都是皇帝的心腹，一般情况下，很难动摇他们的权势和地位。
裴度此举大快将心，由此“军法肃整，号令划一，以是出战皆捷”。
唐元和十二年十月（817年），裴度命大将李愬乘风雪之夜奇袭蔡州，这里是吴元济盘踞叛乱的老巢。是夜，风雪交加，天地一片苍茫。李愬率一支轻骑百里奔袭，突降蔡州，活捉了吴元济，取得了讨伐淮西之战的胜利。
吴元济被擒后，割据于河北、山东的藩镇无不胆战心惊，纷纷弃甲归顺朝廷。史载，横海节度使程权，“内不自安，遣使上表，请举族入朝”。幽州节度使刘总，则以“卢龙八州归于有司”。恒州的王承宗，开始尚犹豫观望，举棋不定，后见败局已定，这才“以二子为质，及献德、隶二州，输租税，请官吏”。
对于阴险狡诈、反复无常的郓州李师道，裴度知其怙恶不悛，难以服化，力主出兵讨伐。官军只用了七个月，便诛杀了李师道，收复了淄、青等十二州。“当此之时，唐之威令，几于复振。”
宪宗实现“中兴”，当数裴度功劳最大，他因此荣膺“中兴名臣”。史家秉笔直书，称颂裴度：“内不虑身计，外不恤人言，古之难也，晋公所之。诚社稷之良臣，股肱之贤相，元和中兴之力，公胡让焉。”“威誉德业比郭汾阳”。
Ⅳ
唐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，唐宪宗为裴度在蔡州勒石，纪其平淮西之功，碑文由曾任裴度行军司马的韩愈撰写。但没过多久，宪宗突然又下令磨掉韩文，换上由翰林学士段文昌另写的碑文。
关于“一碑二文”之变故，坊间传闻很多，而官方的记载是这样的：“乃诏愈撰《平淮西碑》，其辞多叙裴度事。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，李愬功第一，愬不平之。愬妻出入禁中，因诉碑辞不实，诏令磨愈文。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。”（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）据此不难看出，这是以李愬为首的武将们，在争平淮西的头功，之所以能获胜，全靠李愬的妻子走了皇帝的“后门”。
李愬的妻子系宪宗姑姑唐安公主的女儿，出入宫禁方便，很容易和皇表兄说上话。当然，对此事宪宗更有自己的心机：笼络武将，威慑其他蠢蠢欲动的藩镇势力。
其实，若真正论功行赏，还是韩文碑铭公正、准确：“凡此蔡功，惟断乃成。”就是说这场战役的总策划、总指挥者是裴度。如果没有他的高瞻远瞩，运筹帷幄，以及识人用人，指挥若定，要想取得平叛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作为一名执行主帅命令的战将，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，亦堪称神勇功不可没。但二者相较，还是裴度的功劳要大得多。这从战后庆功时，宪宗赐裴度上柱国，封晋国公，也可得到证明。
Ⅴ
唐元和年间，韩碑被废，段碑耸立。在当时重武轻文的特定环境下，人们普遍欣赏段文，而对韩文不屑一顾，就连文学大家柳宗元和刘禹锡，都曾作诗对韩文予以嘲讽。
到了晚唐，人们回顾这段历史，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代贤相治乱安天下的作用，远比一名武将取得一场战斗胜利的贡献大得多。韩愈的碑文好比“汤盘孔鼎”，既扬裴又不抑李，肯綮中理，深孚众望。
北宋时期，姚铉撰《唐文粹》，仍沿袭旧说，只收录了段文昌的碑文，而对韩愈的碑文只字不提。对此，士林颇有非议。传为苏轼所作的《临江驿小诗》云：“淮西功业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载残碑人脍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”这里，“吏部”特指韩愈，他曾做过吏部侍郎。
宋徽宗政和年间，蔡州知州陈珦顺应时势，磨平了段文昌的碑文，委人在原碑上重刻了韩愈的原文。但岁月沧桑，不知凡几，此碑终毁于战火之中。
时光荏苒，星移斗转。到了清朝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军机大臣祁寯藻书写了韩愈的《平淮西碑》文，并刻石立碑。此碑高2.5米，宽0.9米，楷书，一连四石，立于闻喜裴晋公祠内。因其碑主裴度为“中兴贤相”，功勋彪炳；撰文者韩愈文冠天下，领衔“唐宋八大家”；书写者祁寯藻乃清代帝师，书艺卓绝，故世人称之为“三绝”碑。
Ⅵ
平定淮西叛乱，是裴度最为辉煌的业绩，但他的作为与贡献远不至此。宦官弄权，黄门作乱，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一大痼疾，即使中兴明君，亦很难根治。
裴度为相时力振朝纲，整饬吏治，对权宦进行限制与打击。在宦官与佞臣的双重打压下，裴度最终离开长安宫廷，隐居洛阳。他与白居易、刘禹锡等一班文士酣饮从游，相互酬唱，乐在山水之间。公元839年，一代名相裴度因病卒于洛阳。